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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0日晚上，薛琦和我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電話。

我和薛琦不熟，但是舊識。我知道他在財經專業上風評很好，也因為他一向和氣的風度而很尊重他。薛琦打電話來，開頭先談他最近讀我在《今周刊》上的專欄文章，語氣親切。

那個晚上和薛琦通完話後，我曾經考慮過，是否不要再碰此事了。

我是個民間業者，當時在中國大陸還有個公司。要出面反對印刷業對中國大陸開放，就不得不把對岸出版和印刷的關係講透。而講透，總是不便。

我畢竟已經發聲，拉了警報。而大家是否一起有所行動，不是我能決定的。當然，「國策顧問」的頭銜對我是個責任。可是20日下午在立法院就已經有記者在問我要不要辭職了。所以，我可以乾脆馬上辭掉這個職位。那麼，我可能不必覺得對此事再有什麼責任，可以比較心安地放下此事不管了。

但是和薛琦通話的過程，的確讓我心頭相當激動。